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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抱打不平二（第1页）

对于唐朝以前的史官们就不同了。

他们对于“君举必书”

的态度颇为认真。

中国古代的史官有“秉笔直书”

的好传统，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。

他们都知道“史之为务，申以劝诫，树之风声”

，“夫所谓直笔者，不掩恶，不虚美，书之有益于褒贬，不书无损于劝诫”

（刘知几《史通》）。

因此，对帝王们的言行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，不管你“举”

得对不对，都要“直书其事”

。

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，也要说真话，不说假话。

“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为萧敷艾荣”

，绝对不能“兰艾相杂，朱紫不分”

。

帝王和史官，一个要“自称我长”

、“掩恶扬善”

，一个要“直书其事，不掩其瑕”

；一个要文过饰非，一个要“君举必书”

；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，一个要对后人“申以劝诫”

。

两种目的，两个标准，南辕北辙，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。

较量的结果，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，屠刀强过笔杆子。

在封建君主*下，史官们屡遭厄难。

但是在唐朝以前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史官的历史记载，古时的史官也比较坚持“秉笔直书”

的崇高节操。

最著名的要数董狐，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，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、公正的人称为“董狐之笔”

，他是晋国史官，他写“赵盾弑其君”

，事实上，赵盾非实际弑君者，弑君者是赵穿。

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，非但不思讨贼，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。

因此，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。

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。

司马迁、孔子、文天祥对其评价非常高。

还有齐国的史官因写了权臣崔杼的“弑君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