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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章 资治通鉴（第2页）

由此可见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得名，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，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。

《资治通鉴》的价值虽然巨大，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，陈垣在《胡注通鉴表微》就曾评价说：“《通鉴》书法，不尽关褒贬，故不如《春秋》之严。

温公谦不敢法《春秋》，而志在续《左氏传》，有所感触，亦仿左氏设辞‘君子曰’而称‘臣光曰’以发之。

余则据事直书，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，以为鉴戒，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。”

从今日来看，“臣光曰”

充满封建色彩，黄盛雄将其归纳“诚”

与“礼”

，“礼之纲纪”

这个概念，可谓贯穿《通鉴》之核心。

张须在《通鉴学》云：“《春秋》之意，最重名分，名分所在，一字不能相假，封建之世，以此为纲维。

名分既坏，则纲维以绝，政权崩溃，恒必由之。

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，与七国之分立，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。”

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，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。

例如：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“不世之贤君”

。

事实上，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，汉武帝等相提并论。

此外《资治通鉴》虽被誉为“体例严谨，脉络清晰，网罗宏大，体大思精，史料充实，考证稽详，叙事详明，繁简得宜”

，但《资治通鉴》本身也有不少错误。

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《资治通鉴》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；两《唐书》将“特勤”

误为“特勒”

，《资治通鉴》对此并无纠正，将错就错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一64：“土门自号伊利可汗，号其妻为可贺敦，子弟谓之特勒。”

《通鉴考异》：“诸书或作特勤，今从刘昫《旧唐书》及宋祁《新唐书》。”

另外《后出师表》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，而《资治通鉴》却也全文照录。

高安陈汝奇在《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》认为《资治通鉴》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、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。

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，《新唐书》仇士良传作“鱼弘志”

，《旧唐书》偶有误为“鱼志弘”

，《资治通鉴》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，《资治通鉴》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，相互混淆。

《晋书》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“太安”

，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为“大安”

。